编者：

此处从张更生老师新作《张更生回忆录》中选录云南支教五个章节和一篇散文，记叙了张老师在这段人生经历中的难忘岁月，充满人性的闪光点，读来致为感人。

当年边疆虽穷，但山美水美人更美，支教的时间虽短，却留下了几多美好的回忆。

第一章  边陲情深

<一>支教札记

响应江总书记开发西部的伟大号召，上海60名教师，肩负市委、市政府和1300万上海人民的重托，远离上海，毅然奔赴祖国的西南边境——云南省思茅、文山、红河三个地区支教，半年来的亲身经历，耳闻目睹、酸甜苦辣、动人心魄。

2000年8月25日，那天，市政府在市教育会堂为60名支边教师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赴滇教师胸佩大红花，和前来送别的家属一起，聆听了周慕尧副市长语重心长的叮咛。会毕，周慕尧副市长与我们全体支教老师合影留念。

金山区教育局局长徐虹到机场送行，只见徐局长的眼睛湿润了，晶莹的泪光中充满深情、期待和鼓励。

下午2点1刻，飞机在昆明机场徐徐降落。云南省教委的同志把我们一行送到省府，穿着节日盛装的十多个少数民族的学生组成的仪仗队在会议厅门口夹道欢迎，这种贵宾式的礼遇，使每个支教老师油然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上海60名支教老师被分配在思茅、文山、红河三个专区。思茅地区的老师又被分配到镇沅、墨江、江城、澜沧、孟连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县。金山区的三个支教老师被分配到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曲水乡中学。

从昆明乘飞机抵达思茅，吉普车把我们送往各自的目的地。一路上，群山起伏，层峦叠峰。忽然一座错落有致的小城映入眼帘，司机告诉我们，江城到了。

曲水乡离江城县城65公里，紧靠越南，老挝边境，素有“一眼望三国”之称。那里山清水秀，环境优美。但看到半山坡上绿树丛中的一座座茅屋，开裂的泥墙东倒西歪，摇摇欲坠；还看到路上黑瘦的山民，营养不良的孩子，心里便不禁沉重起来。这里交通不便，没有工业，只有靠种几块梯田，养几头猪、几只鸡维持生计，贫困程度是我们上海人民无法想象的。我到过一个苗寨，走进一家苗家，四周是用草帘围的，中间一只三脚铁架支起了一个锅，壁角一张用树枝扎起来的床，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产。我也见过一家人家只有半口锅，因为锅裂了缝，没钱买新的，索性把半只锅去掉，侧起来将就着用。这次“普九”动员学生入学，一家人家只有一条被子，小娃上学带走了，家里就没有被子了。好在那里的领导已经认识到，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首先抓好教育，这更使我们几个支教老师感到自己肩上的份量是多么的沉重！

曲水中学坐落在半山坡上，环境整洁美观，高大的油棕树一排一排地矗立在校园里，像一个个威武雄壮的战士守护着学校。这里没有办公室，全体教师在会议室里办公。学校经费紧张，有时学校账面上只有48元。教室不够，两个班级在竹棚里上课，但那里的领导和老师，在艰苦的环境中，敬业爱岗、努力拼搏，获得了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学校的光荣称号。

边疆人民对上海老师的深情，无不使每个支教老师激动不已，夜不成寐。且不说从省到各级政府隆重欢迎会，也不说他们用最好的车子、最好的司机接送我们，把最好的房子让给我们住，给我们添置了新床新被，还特地给我们买来了彩电，安装了电话。单就平素一些细微的小事，每每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

到曲水中学不久，江城县的白副县长百忙抽闲，专程来看望我们。县教委青主任每月都来看望我们一次。

教师节那天，乡政府的许多领导都来到学校庆贺，乡党委书记特地对派出所长说：“这三位上海老师的安全交给你了，如果有什么闪失，我唯你是问，因为我们一定要‘完璧归沪’。”

中秋节那天晚上，曲水中学几乎所有的老师都请我们去吃饭，他们热情地说：“我家就是你们的家，咱们吃顿团圆饭吧！”我们就在就近的王平老师家吃了一顿团圆饭。

上海老师不管经过哪家的门口，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是学生家长不是学生家长，都会热情地邀请我们进去坐坐，他们把家中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我们一般都婉言谢绝了，但边疆人民的质朴、热情、好客、深深地留在我们心底。

有一件小事，使我终身难忘。那天，我一个人在备课，看见一个女学生在会议室门口徘徊很久。我出去问她找谁？她说找您张老师。我请她进来，问她有什么事？她脸憋得通红，不说一句话，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说还是你自己吃吧。她轻轻地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一定要收下。说完转身就走。我望着桌上小小的一颗糖，心潮起伏。这是边疆一个不知名的女孩的一片深情啊！我舍不得吃，一直珍藏在抽屉里，糖化了，我把糖纸洗净晾干夹在我的笔记本里。有一种小黑虫，会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击人。上海人皮肤嫩，就成了它们攻击的目标，叮一口一个肿块，而且一定到发炎流脓后才好。我刚去的时候，脚上都成了“赤豆粽”。当地卫生院配的药膏也无济于事。学生的家长知道了，他们翻山越岭，在悬崖峭壁上采来草药，送给我们，我们把草药煎成汤，一擦，全好了。啊，边疆人民对我们支教老师的深情厚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支教的生活是艰苦的。首先气候炎热，无风多雨，初来乍到，感到胸闷难受。雨一下就是半年，衣服两三天才能晾干。其次是饮食不习惯，当地喜欢辣酸苦臭，与上海口味截然不同，难以下口。这里的卫生条件差，特别女教师上厕所是难题。我们曲水中学缺水，用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更有小黑虫的突然袭击…面对困难怎么办？我们没有畏缩不前，一方面顽强适应，一方面努力克服，重塑上海老师的形象。我们婉言谢绝了学校领导某些特殊照顾，与边疆少数民族教师同甘共苦。学校修建操场，我们和当地师生一起，扛石头，抬沙土，不怕烈日炎炎，不怕挥汗如雨。这次抓“普九”动员学生入学，学校没有分配支教老师的任务，但我们主动请战，与其他老师一起，翻山越岭。渴了，喝口山泉；饿了，摘个野果；走不动了，坐一会再走。走进一个个辍学儿童的家，苦口婆心动员他们入学，终于使学校顺利完成了“普九”任务。当地老师深受感动，说上海老师没有架子，与他们想在一起，苦在一起，连成一片。

支教老师的工作任务一般都比较重，每星期要上十六七节课，大部分还担任了学校领导工作，我担任政教助理。晚上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晚自修值班，工作量比上海的要高一倍多。而且，当地的老师随时随地会来听我们上海老师的课，所以更不能有半点马虎。一天忙到晚，我们不觉得苦，不觉得累，因为我们想起了家乡人民的重托，想起了边疆人民的期待。

我们牢记周副市长的叮嘱，虚心向少数民族的教师和学生学习，我们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学校的校长年纪轻，但抓德育工作很有经验，而且抓得很成功，学校优美整洁，一尘不沾。学生宿舍里，被子叠得方方正正，鞋子、毛巾、牙刷放得整整齐齐，与部队可以媲美，所有的学生十分讲礼貌，无论何时何地，碰见老师，都一个立正，说声老师好。德育工作推动了教学工作，各科成绩的统测和中考成绩均在县里名列前茅。“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 春满园”，曲水中学的经验已在江城县遍地开花，我们到过许多乡村小学，哪里的情况与曲水中学不相上下，有的学校搞得更好。那里老师的敬业精神、奉献精神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如“普九”工作中，教师们利用休息日，有车的自己出车钱（其实是拖拉机，哪里人戏称土飞机），无车的自带干粮，翻山越岭几十公里，深入村村寨寨动员学生。有一个老师回来的路上走不动了，是一边哭一边爬着回家的。那里学生的吃苦耐劳、奋发学习的精神也让我们感动。开学时军训，那里的太阳特别毒，同学们在滚烫的水泥地上，汗流浃背，斗志昂扬，不管烈日炎炎，不管滂沱大雨，他们没有退却，队伍中响起了“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的嘹亮雄壮的口号声。此情此景，上海老师没有一个不掉泪的。一天深夜，我在宿舍里备课，听见门外有响动，开门一看，发现五六个学生席地而坐，不管闷热难当，不管蚊虫叮咬，他们借着老师宿舍里射出的灯光在那儿温习功课。我感动了，换了一只大灯光的灯泡。啊，有这么好的学生，这是边疆的希望，也是祖国的希望。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学习他们的这种精神，并把这种精神带到上海去。

记得开学一个星期后，在与校长的交谈中，得知曲水乡成绩最好的一个学生，因为家里穷，没来报名上学，校长为之惋惜。我听了，毫不犹豫对校长说：明天请你通知那学生，叫他来上学，所有的学杂费、书薄费，包括生活费我来负责。那学生和家长接到通知后来了，那家长见了我，扑通一声跪下，泪流满面的说：“你们上海老师真是我们边疆穷娃的再生父母，只有叫我的娃读好书来报答你们。”我将他扶起来，对他说：“你放心，即使我支教结束回上海了，我也会负责到底的。”

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学期结束了，领导同意我们回上海过春节，同学们知道了，都异口同声的说：“张老师别回去了，你就到我家去过年吧！”但我们还是回去了。过了春节，我们又飞回边疆，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

<二> 边地中秋夜

2000年的中秋节，我是在边疆度过的。平生第一次在遥远千里的异乡僻壤过中国传统的团圆佳节，更是思绪翻滚，感慨万千。

其时到边疆才一个多月，离愁别绪还未完全解脱，又逢“花好月圆”，更增添了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曲水中学的师生早就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争相邀请我们到他们家中过节，都说：“到我家去吃顿团圆饭把，我家就是你的家。”一个接着一个的前来邀请，弄得我们手足无措。王平老师小夫妻俩更是热情非凡，几次三番前来相邀。盛情难却，我们就去了他家。菜很丰富，没有海味，却有山珍。酒是当地最好的“三江液”。小夫妻俩频频举杯，祝我们节日快乐，并请上海亲人放心，祖国处处有亲人，我们不禁潸然泪下，举杯一饮而尽。

学校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赏月晚会。吃了晚饭，看看时间还早，我想到外面走走看看，看看边地中秋之夜的迤逦风光。我们迈步在曲折的山径上，月亮渐渐升高，朝着远处看去，一片葱葱郁郁的橡胶林，威武、挺立，在如水的月光中峰峦叠嶂，显得格外的美丽、我们走过一个食馆，边防某部二连的官兵正在饮酒赏月，见我们三个上海老师，就蜂拥般把我们拖到酒桌上，再三推辞无用，只得坐了下来，我见到他们感到特别亲切，就说：“我和你们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儿子也在部队。你们守卫着祖国的边疆，他守卫着祖国的海疆。”这一说闯了祸，连长霍地站起来，举杯说：“我也是你的儿子，二连就是你的家，干！”他这样一说，我不能不干了。这一下可不得了了，连长、排长、战士们都频频举杯，都说是我的儿子，部队就是你的家。 我力不胜酒，干了几杯之后就说：“我们还喝个《十五的月亮》这个歌吧。”于是，“十五的月亮，照在家乡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激昂的歌声响彻整个夜空，唱着，唱着，战士们竟止不住哭起来。

因为要参加学校的赏月晚会，只得与官兵告辞，醉乎乎地回到学校，操场边的油棕树下已放好了一张小桌，啤酒、月饼、柚子、香蕉……摆的满满的。校长他们已等候多时了。此时，圆圆的月亮挂在空中，整个学校沉浸在一片银色之中。“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不觉从我口中滑出。校长说：“让我们面对清风明月，畅叙友情，遥祝亲人安康吧！”于是，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赏月。朱校长唱起了哈尼族民歌《阿米车》，我也兴致勃勃地唱起了《望星空》……

没有不散的宴席，月亮偏西，我们回到了宿舍，可怎么也睡不着，我站在窗前，看看油棕树上那轮明月。这时，一阵凉风吹过，摇曳的树梢把圆月摇成点点星光洒落下来，那唰唰的响声似乎捎带着远方亲人的问候。

<三>老挝之行

上一夜副校长对我们说，教委同意我们去老挝了。明天一早就走，不过要当天返回，不准在老挝过夜。

我们包了辆小面包，一行七人，八点多一点，就向老挝进发。从江城到老挝这条公路正在修，如果修好了，那就方便了。面包车只得向思茅方向开，到糖厂过去一小点，就岔向去老挝的路，不久就到了边防站。验证后继续往南开，到了界碑就停下来，我们就在界碑照了相。越过界碑就是老挝的地界了，我们算是出国了。如果没有界碑，根本看不出这里是边界线，没有关卡、没有哨兵，也没有山沟沟，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地方。

过了碑界不多路，就到了边防站和海关办事处。车子开了进去，进关验证。关卡上的老挝人能说中国话，故办的很顺利、就是海关那里原来不收费的，现在却被他们收去了每人5元的进关费。验证后，车子直开约乌县。一路上，群山叠翠，一片葱茏，听见了久违的鸟叫。司机说，老挝的森林保护得比中国好，严禁砍伐和打猎。并指着坝子里一块块荒芜的梯田，说：“这是种大烟的地方，现在大烟收割了，所以荒着。”

从江城到约乌县有84公里，现已有班车，二天一班，票价8元。我们的车子大约开了3个多小时，才到了约乌县。下车一看，哪像县城，却是一个大寨子，没有街道。县政府的办公地比江城的村政府都不如。偶尔看到一二幢小别墅，才显示一点现代气息。饭馆是有的，我们就在那里吃了中饭。老挝人都吃糯米饭，不用筷子，用手抓。

他们几个人一到约乌就玩3P，我和朱校长，白主任三人在一个汉家同胞的陪同下走访了一些人，也走访了学校，了解了一些有关老挝的情况。

老挝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也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他们说老挝没有经过土地改革，但也有过把土地合并起来的合作社。现今向中国学习，也搞起了联产承包责任制。

老挝的学校条件极差，一个草屋一只教室，教室里都是长条的台凳。学制14年，小学5年，初中6年，高中3年。老挝虽然穷，但实行免费教育。读书不要钱，即使这样，读书的人还很少。那里教师的工资每月相当于人民币80—90元。

我们打听到了这个大寨子里有一户吸毒的人家，很好奇，就叫向导陪去看看。向导说，吸毒政府也是禁止的，所以吸毒的人不多，这个宅子就是一家，并且是个老头。我们去了那家，这个老头睡在床上，说病了。现在不吸毒，只把他的烟枪给我们看了看。

吃过中饭，我们走到河边，见那里的妇女正在河里洗澡，上身裸露着。我们在河边走，并且照了相，她们都没有介意。但还不算奇观，而使我们惊奇的是河里有许许多多发电站，数也数不清。白主任说，这里是世界上发电站最多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电，每家人家都在河里搞一个小型发电站，一个小水泵，水泵带动发电机，就会发电，两根铅丝把电送到家里，估计只供照明之用。

约乌总的印象与云南差不多，那里大多数是傣族的分支。一路上看到都是傣家楼、最使我感动的是，那里居住着许多汉族人，都会说汉话，包括小孩。他们说，他们的祖上不知哪一代到了老挝，但不管过了多少代，我们都不忘说中国话。

短短的一天，收获不少。在回江城的路上，我们遇到了冰雹。

<四> 泼水情

每年阳历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民族的泼水节。以前，泼水节对于我是一件十分令人神往的事。那热烈的非凡的场面只有在电视里看到过。如果哪一天能身临其境，领略一下那浓郁的异族风情，该有多好！去年赴滇支教，恰好赶上了这个向往已久的节日，实现了我的夙愿。

云南省共有26个少数民族，江城县就有25个。但我们支教的那个曲水乡哈尼族居多，傣族很少。要参加泼水节，就要到50公里开外的紧靠西双版纳的整董镇，那里是江城县傣族最集中的地方，每年都举行隆重的泼水节。

我们在曲水中学朱校长的带领下，在千岩万转的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五六个小时，下午3点才到达整董镇。整董中学的方副校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说：“整董镇的泼水节有三天，今天在大河边村，明天在镇上，后天在曼滩村。那里的泼水节最热闹、最壮观。今天时间不早了，晚饭已准备好了，你们先休息一下，再去吃饭。”我们几个上海老师都很兴奋，好奇心驱使我鼓起勇气提议：“是不是先到大河边村去看一看，回来后再吃饭。”方副校长爽快地说：“行！”立即叫了一辆“土飞机”（敞篷小货车），陪同我们一起前往。

学校到大河边村，只有4公里。一路上，路边的小娃不时用水枪，瓢盆向我们泼水，躲闪不及，只好做“落汤鸡”。到了大河边村，将近5点，高潮已过，但还有稀稀落落的人群、象脚鼓还在咚咚地敲，一个四十开外的男子正在手舞足蹈，不知在跳什么舞。我刚下车，一群小娃提着水桶追过来，当胸就是一桶水，我转身想躲，冷不防背后又泼来了一桶，我前后夹击，只好向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合掌道谢。因为我记住了刚才在车上方副校长说的，这泼上来的水是圣水，是祝福的水，你要按傣家礼节，被泼后要合掌说声谢谢。

大河边村回来，方副校长把我们带到了一个预定的食馆。食馆里一个姑娘很活跃，见我们过来，提了一桶水想泼我们的高个子曹老师，曹老师眼疾手快，冲上去抢过水桶，把水反泼在她身上。姑娘莞尔一笑，转身又提了一桶水追过来，可曹老师已逃之夭夭，没泼上，姑娘又把我作为一个“攻击”的目标，使我刚刚半干的衣服重新又湿透了。我们就这样湿漉漉地在食馆里吃了一顿丰盛的傣家风味的晚餐。虽初来乍到，我们就尝到了泼水节滋味。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独自在整董镇上逛了一圈，整董镇穿上了节日的盛装，人们忙碌地在摆设摊位。因为泼水节是傣族人民过大年，等于我们汉族过春节。傣家人不仅过节，还要上街购物，所以小贩云集，好似我们上海的展销。

整董镇的泼水节上午9点开始。吃过早饭，我们来到了镇中的一块空地上。那里已搭满了棚窝，销售各式商品，也有小吃店。已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从服饰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中有哈尼族、彝族、瑶族等种种少数民族，当然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傣族。泼水节成了各民族的一次盛会。

最里面的一块平地上，摆了一些凳子，一块横幅赫然在目：“庆祝傣历1363周年泼水节”，我想，今年是1363周年的泼水节，那么第一年的泼水节应该在公元639年，唐朝中期。那泼水节是怎么来的呢？问了许多人，都说“认不得”（不知道）。后来碰到一个老者，向他请教，他说泼水节来历的传说很多，但他最喜欢的是这么一则传说故事。于是他娓娓道来，虽然我听不大懂，但还是听出了个大概。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在傣族居住的地方，出现了一个魔王，他凶残暴虐，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他魔力无比，谁也无法杀死他。魔王的第七位妻子是个聪明美丽的姑娘，她也恨死了魔王。后来，她从魔王嘴里得知只有他自己的头发才能勒死自己的秘密，于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她偷偷拔下魔王的一根头发，照着魔王的脖子勒了下去，顷刻间魔王的头掉在地上。但魔王的头一落地就变成了一个火球，滚到哪里哪里便发生灾难。只有魔王的七个妻子抱住了魔王的头，大火就熄灭了。于是七个姑娘决定，一人抱一年，不让魔王的头起火。每年姑娘轮换的日子，傣族人民怀着敬佩之情给姑娘们泼一次水作洗污净身的一种祝福。于是就有了傣族的泼水节。

我们正在听着有趣的故事，突然听见了象脚鼓和锣鼓的声音，一队傣族男女，踏着锣鼓的节拍，跳着民族舞蹈，从整董镇上绕了一圈后回来了。泼水节仪式开始了，首先是镇长讲话，接着县领导讲话，紧接着是文艺节目。少数民族个个能歌善舞，他们穿着独特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表现了边疆人民的美好生活和浓烈的民族风情。最后一个节目是傣族民间舞蹈——大刀舞，这个舞可以表演，可以健身，也可以自卫。可惜表演者都是老年人，我无端也担心有失传的危险。台上的节目演完了，台下便跳起了团结舞，我被校长拉入了跳舞的行列。周围的人们被我笨拙的舞姿逗得哑然失笑，给泼水节注入一份异样的情调。

最使人惊心动魄的是放高升，这种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原始火箭的高升颇具民族特色，它由塞满火药的九节竹子制成。放高升又专门扎了个炮台，把高升架在炮台上，用一个长竹竿把高升点燃，高升“嗖”的一声，像流星似的划破天际飞向高空，拖着一缕黑烟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据说高升是各个单位送来的，哪一个放得高，哪一个单位就吉利。

随着高升的一个个飞向空中，泼水节才算真正开始。街上沸腾起来了。特别那些“少多里”（傣语：漂浪的姑娘），成了泼水的主要目标，那些“毛多里”（傣语：英俊的小伙子）看见“少多里”就泼。初时，她们还随着轻盈的脚步东躲西藏，最后还是无法避免“八面埋伏”，艳丽柔薄的衣裙紧贴着青春饱满的胴体显示出优美的曲线。当然偶尔也能看到“少多里”袭击“毛多里”的精彩镜头。老师也是泼水的主要目标之一，因老师教过的学生多，学生看见老师都要泼上一盆祝福水，老师只好笑脸相迎。我们几个上海老师的出现，又给泼水节掀起了新的浪花，他们怀着浓浓的敬意，把一盆盆“圣水”泼向我们，使我们的衣衫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夕阳西下的时候，被泼得精疲力尽的我们在一片哗笑声中尽兴而归。

第二天我们也参加了曼滩村的泼水节，景状和整董镇差不多，所不同的是边防战士也来了，他们提着水桶，像猛虎下山，冲进小溪，向溪边的姑娘们猛泼，姑娘们也不甘示弱，猛烈反击，一场军民水仗“打”得热火朝天。

啊！泼水节，它泼出了爱情，泼出了师生情，泼出了鱼水情，也泼出了边疆人民对上海人民的一片真情。

作为一个支教老师，在美丽神奇的边疆，经历了一次纯正的泼水的洗礼，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美好记忆。在这块遥远的土地上我们亲身感受到了他们纯正的感情。在回来的路上，我们默默地祈愿边疆人民的生活像放高升那样步步高升，兴旺发达。

<五> 满载而归

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

2001年7月上午10点30分，一架银灰色的客机穿过蓝天白云，在虹桥机场渐渐降落。我们60名首批上海支教老师，满载着凯旋的喜悦和边疆人民的深情厚谊，终于回到了故乡的怀抱——大上海。

车轮滚滚，汽车把我们送往阔别已久的家乡。我的脑海里翻滚得比车轮还快，告别边疆时一幕幕动人的情景，蒙太奇般地浮现在眼前。

同学们知道我们的支教行将结束，快要离开的时候，我不论走到哪里，总有一群学生围上来，异口同声地说：“老师，你不要走好吗？我们舍不得离开你。”夜深了，房门一次次被敲响，每每进来三五个学生，眼里噙着泪水，嗫嚅着说：“老师，你不能走，你一定要教到我们初三毕业，我们求你了！”我说：“老师也不想离开你们，但老师不能擅自留下，得有组织安排……”话未说完，泪水已模糊了我的视线。最后一堂课结束时，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激动，用最平静的口气对同学们说：“这是老师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课，再见了，同学们！这一别，也许是永别，也许再相会，也许没有也许……”想不到同学们都呜咽起来，我的心被震撼了。

最后的几天，在我的教科书里，备课本里，或学生的作业薄中，经常发现学生偷偷夹进去给我的信。看着他们的信，真叫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有的信上说：“你是我上学以来遇到的最好的老师。”有的说：“你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我长大了也要像你一样，做大家的偶像。”有的说：“没有春天的耕耘，哪来十里荷香，没有你的辛劳，哪来明天的栋梁。在这离别的时刻，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老师，谢谢你！”有的说：“在不久的将来，无论我成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你致敬！”读着孩子们这些出自肺腑的心声，我的心颤抖了，想不到自己一年来那点微薄的付出会得到孩子们如此深情的厚爱，反而感到内疚和惭愧。

6月29日，老天爷好像要有意挽留我们，下着绵绵细雨，四面山头上笼罩着灰蒙蒙的烟雾，似乎要挤出更大的雨点来。全校师生不约而同地排成两行长长的队伍，夹道欢送我们。

我走在最前面，强装笑颜，挥手向同学们告别：“同学们，再见了！”当我看到许多同学的脸上都挂满了泪珠，再也克制不住自己，泪水夺眶而出，顺着双颊止不住的往下流，喉咙里好像塞了什么东西似的，想说句临别赠言，却找不到适当的词语。

我坐上了吉普车，同学们呼地一下子围了上来，里三层外三层的水泄不通，几十双小手伸向我。突然，一个女同学勇敢地抢上一步，在我的脸上亲了一下，这突如其来的轻轻一吻，重锤般打动了我的心，这是一个边疆少数民族女娃对我们上海支教老师的一片真情啊！也是对我工作的肯定的奇特的表示，一种从未有过的教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油然而生。

车门要关了，好几个学生死死拉住车门不让关，哽咽着说：“老师，让我们再多瞧你一眼吧！”好不容易关了车门，但围着的学生还不肯散开，驾驶员不忍心按喇叭，最后在校长的劝说下终于让开了道。“老师，走好！”“老师，一定要回来啊！”哭喊声在山谷里回荡。

当我走上飞机的舷梯，回首边疆的山山水水，心里默默地说：

“再见了，云南的山山水水！”

“再见了，边疆的各族人民！”

“再见了，可爱的同学们！”

附散文：

生命的亮点

张更生

生命只有付出，才会闪光————题记

去年金秋八月，我有幸成为上海首批赴滇支教老师的一员。在这个队伍中，我年岁最长。当时上海的某些报道有点出入，说这次支教的最高年龄51岁，其时我已58岁了。还是云南方面比较细致，知道我年近花甲，还不远万里，支援边疆，有点肃然起敬。在云南省欢迎上海支教老师的宴会上，副省长梁公卿同志特意将我安排在主桌上，并频频向我敬酒，省里的许多领导也频频举杯，敬得我应接不暇，几乎醉了。人民日报，云南电视台的记者获悉了这个情况，依次采访了我，他们提出同一个问题：“你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出来支教？”我略加思索，激动地说：“正由于年纪大了，今后的机会少了，或许没有了，所以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到边疆展示人生的价值，再一次创造生命的亮点！”

曹操诗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在讲台上整整站了39个春秋，虽然默默无闻，但在这块教育园地上，我确实洒下了许多辛劳的汗水。想不到第40个年头，会站在祖国西南边陲乡村中学的讲台上，把自己的爱，和近40年来的点滴探索尽可能多地留在少数民族孩子们的心里，这不能不说是一次生命的闪光。

这次去云南支边，副市长周慕尧同志面对面作了语重心长的嘱托；我区的教育局长亲自送往飞机场，并泪光闪闪；梁公卿副省长同桌举杯……我从来没有接受如此高层次的礼遇，受宠若惊之余，我依稀感到在自己生命的夕阳里，增添了几许光环。刚到云南，没有成绩可言，生命尚未闪光，但已点亮了心中的灯。

于是乎，我们牢记重托，前往边疆。环境艰苦，我们一方面顽强适应，一方面努力克服，工作繁重，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尽心尽职，不管烈日炎炎，不管大雨滂沱，我们和当地师生一起，抗石头、抬沙土、修建操场。不怕山高水险，不管路途遥远，我们和当地的领导和老师一起，深入村村寨寨，动员辍学的学生复学，为了穷娃的明天，我们慷慨解囊，资助贫困学生，在虚心向边疆少数民族学习的同时，我们把上海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当我们胜利完成支教任务，凯旋归来时，特别当我在云南省欢送上海赴滇支教老师暨表彰大会上，李副省长把“滇沪教育对口支援先进个人”的大红奖状授给我，看到“云南省教育厅”的大红印章时，心里的激动无法形容，我扪心自问，好像觉得我没有违背自己在记者采访时许下的诺言，“再一次创造生命的亮点！”

我似乎觉得，这是人生的第二个起点……

注：发表于2001年9月18日《金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