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理文伉俪：分飞四十年的革命爱侣

陆治中

1906年8月，黄理文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县（今金山区）张堰镇。12岁那年，他在亲戚的介绍下来到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并与陈云成为了师兄弟。1925年，在郑复他和杨贤江的帮助下，黄理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后，他与王民仙同时被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两人相知相爱，回国后即结为夫妇。然而，新婚不久，黄理文与王民仙便被迫劳燕分飞。谁也没想到，他们的再一次相聚竟是在四十年以后……

赴苏留学初相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保存革命力量，党组织决定送一批青年干部前往苏联留学。9月，包括黄理文、陈修良和王民仙在内的100多名青年干部秘密登上货轮，从上海出发至海参崴后，再换乘火车经西伯利亚最终抵达莫斯科。他们就读的学校是，位于沃尔洪卡大街16号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根据学员的条件，学校设置了不同的班级，黄理文被分在俄文高级班，王民仙在预备班，每个班都配有翻译。

当时，共产国际对这批留学生十分重视，认为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未来指导革命实践的基础力量。因此，莫斯科中山大学为学员们准备了相当不错的生活条件：学员的宿舍被安排在彼得洛夫大街上一个沙皇时代的公爵宅邸；四季衣服和生活日用品等都由苏联政府提供；每天的早餐包括牛奶、面包、黄油、香肠、鱼子酱等，午餐与晚餐则常是白斩鸡、土豆烧牛肉、西红柿牛肉汤配大米饭。要知道，苏联那时也仅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普通百姓的早餐一般只有一块小方糖、一片黑面包而已。

同窗岁月萌爱情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形成了“坚持说学校的教务搞得杂乱无章”的“支部派”和“坚持认为学校的党务工作搞得一塌糊涂”的“教务派”，两大阵营互不相让。许多不愿参加两派斗争的学生被称为“第三势力”。

王明是学校的第一期学员，后留校工作，并担任巴威尔·米夫的翻译。他献计献策，建议米夫“牢牢掌握第三势力，利用它来联合支部派，打击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最终使米夫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一职。王明也因此受到米夫的信任和宠爱，成为中山大学党支部局委员，手中牢牢掌握学校实权。他利用权力将反对自己的学员打成反党分子、托派分子，开除甚至流放他们到西伯利亚，更曾秘密处决过学员。黄理文、王民仙和陈修良虽与王明是校友，但由于不附和王明、米夫的“支部派”，同情被他们打击的瞿秋白、俞秀松、孙冶方等人，遂被王明视为异己，声称他们有“反党历史问题”。   

面对王明的打压，黄理文、王民仙、陈修良等人并没有退缩，他们更在意的是苏联老师的博学多才，循循善诱的授课方式。而在这段值得终生眷恋的留学时光，黄理文和王民仙从相识到相知，从相知到相爱，既在学习上收获硕果，又在革命友谊中确定了恋爱关系。

1929年8月和1930年秋，黄理文与王民仙相继结束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活，回到上海。1930年11月，他们邀请周恩来作为证婚人，举行了简单的结婚仪式，婚后二人居住在振泰布厂附近的民房。

狱中相见不相认

留学归国后，王民仙改名“王兰英”，由组织安排到沪西曹家渡振泰布厂做工，担任布厂地下党支部委员。黄理文作为中共闸北区委书记，一头扑进了恢复被严重破坏的闸北区党组织的工作中，其间还积极培养发展青年党员干部。1930年5月，他与冯雪峰一起介绍作家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使柔石成为党与鲁迅联系的桥梁。

同年7月上旬，黄理文接组织通知，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巡视员。上任后，他立即赶到南汇，听取县委书记吴仲超的汇报，并在其陪同下召开泥城积极分子大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8月初，黄理文又到泥城，提议“泥城农民暴动的条件已成熟，应该不失时机地组织暴动”。数日后，他第三次来到泥城传达中共江苏省委决定，“8月9日发动泥城农民暴动”。

暴动胜利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听取汇报后表示：“起义做得好，在上海地区打响了第一枪，打出了第一面红旗。”

1930年12月，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突然再次来华。第二年1月7日，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被迫在上海举行六届四中全会，并由他实际主导会议，规定出席会议的非中央委员与中央委员享有同等的表决权。最终，六届四中全会以一票之差通过了决议，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夺取了中央的领导权。

这次会议接受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纲领，遭到党内许多同志的坚决反对。以何孟雄、黄理文为代表的中共江苏省委，与其他持反对意见的同志决定在1月17日下午分成两组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及对策。林育男（时任全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柔石等人一组被安排在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行社开会；何孟雄、黄理文等人一组则在天津路上的中山旅社举行会议。然而，由于叛徒《红旗报》记者唐禹（王拙夫）的告密，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捕，先拘禁于老闸巡捕房，后引渡到国民党公安总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因黄理文连续几日未归，为防止意外，王民仙将丈夫之前交给自己保管的党内文件统统烧毁，不留痕迹。然后，外出打探黄理文的消息。傍晚返家时，王民仙正好撞上警察上门搜查。一阵翻箱倒柜后，警察一无所获，于是就将王民仙抓到了第六警察局，进行严刑拷打。她几次昏死过去，仍坚持说：“我叫王兰英，男人出门做生意去了。”后来，王民仙被押到老闸巡捕房女子监狱，在对面男牢里看到了黄理文，新婚夫妻此时犹如陌路人，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经多次审讯，王民仙始终咬紧牙关，最后也被押到了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再次与黄理文“会合”。

这次被捕的36位共产党员遭到了敌人的严刑逼供，但无一人变节屈服，年仅18岁的欧阳立安（时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表现得尤为大义凛然。1931年2月7日晚10点，欧阳立安、何孟雄等24位中国共产党员在《国际歌》声中，在龙华英勇就义。

未暴露身份的黄理文、王民仙等共产党员与狱友，在狱中继续与敌人展开斗争，并进行绝食活动等。黄理文被判刑6年后，移押至南京“模范监狱”，从此与王民仙天各一方。

四十年后再相聚

1949年秋，黄理文遵周恩来总理之嘱去北京，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委员、《财经通报》编辑、政务院秘书、海关总署研究员等职，其间还翻译了一批俄语著作。

1949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欧阳陶承写的《回忆儿子牺牲》一文。黄理文读后彻夜未眠，当即也提笔写了一篇《回忆欧阳立安的就义》，刊登在当年12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就是这篇文章，拉开了寻找龙华24烈士的帷幕。文中详细叙述了1931年1月17、18日间欧阳立安等共产党员被捕的经过和在狱中斗争的情况，以及最后英勇就义的惨烈情景。

1950年3月22日，上海市市长陈毅收到一封部令函，上面写着：“为追念革命烈士，希你府负责派员进行调查先烈的坟址，详为勘验，如有塌毁之处，即予以修补，妥为保护为要，并将结果详报本部。”陈毅市长、潘汉年副市长等传阅后，当天就将此令批转上海市民政局，要求从速调查，处理具报。根据黄理文提供的线索，36名被移押至龙华的同志与24名烈士名录，以及他们被捕、就义的过程逐渐清晰。1981年，上海烈士陵园将24烈士殉难处辟为纪念地。

王民仙出狱后，就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回到了老家武汉竹山县，曾在竹山县国民中心小学担任校长，也在汉口武圣区第三中心小学做过老师，又在武汉水果湖洪山区高家湾居委会工作过，后被聘为武汉文史馆馆员。1977年，时任上海社科院党委顾问的陈修良，从武汉市公安局户籍档案中查到了王民仙的资料。几经周折，这对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老校友终于又见面了。当王民仙得知黄理文正处于病贫交加的境况时，毅然告别武汉的亲朋好友，赶到上海金山县张堰镇，在分别了四十余年后再一次陪伴在黄理文的身边。

1984年11月，在陈修良等多位老战友的推荐下，经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批准，黄理文被聘为上海文史馆馆员。1991年12月28日，黄理文病逝，享年85岁。1996年12月6日，王民仙在浙江逝世。

照片表述请见《上海滩》